[14]程颐：《周易程氏传》卷四《经下·困》，见《二程集》下册，第９４０页。

他认为船山先生留下的著述与一生的历程，恰恰就是孔孟仁礼精神的体现，即所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

曾国藩曾将道德理性的明与刚强气质的强结合，即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其实，这正体现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气质的统一。[8]可见，由于郭嵩焘对船山倾心，故而他们的忠诚、造道方面的道德理性与刚毅、沉雄的个性气质两方面结合形成了一种同构，即郭嵩焘与船山的同趣。船山先生关于人的精神气质方面曾提出一个重要观念，即要注意分别性气与习气，所谓性气就是将道德理性的性与生理气质的气结合起来，而习气则是不受道德理性制约的习俗气质。注释： [1]《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19页。

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

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

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

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

《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专题： 论语 人文思想 文明精神 。

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

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

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

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

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

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

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